张宗宪以其独到的眼光、丰富的收藏实践经验及非凡的洞察力,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收藏界的传奇人物。
如今许多藏家倾向通过电话或委托竞投,但这并非张宗宪的行事风格。他享受每次竞投成功后的掌声和每次步出拍场时的潇洒,对他来说,拍卖不仅仅是生意,更是一场表演。
1949年,张宗宪带着一个箱子与口袋中24美元只身闯荡香港,不懂粤语、不懂英语,也没有亲友,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。时值20世纪中期,随着商业、金融和制造业的蓬勃发展,财富如潮水般涌入香港。
当时,内地富商陆续来到香港,他们随身携带金条、珠宝还有古董。这些急需变现的古董,吸引京沪等地的古董商闻风而来。
敏锐的张宗宪迅速地洞识了先机,他放下在摩罗街刚有点起色的服装生意,开始买卖父亲运来的古董。从业生涯永远诚实守信的张仲英是儿子的第一位老师,他发送的货物中总会附上清单,写明每件货品的来路背景及建议售价。
进入20世纪60年代,香港已取代上海成为中国文物出口中转之地。张宗宪所在的摩罗街从原本当地人眼中的低端旧货市场,一跃成为古董文物的集散枢纽。
随着事业的扩展,张宗宪将视野投向国际拍卖市场。1968年,他成为首位出席伦敦苏富比拍卖会的香港古董商。当时国际拍场上的华人古董商屈指可数,仅有仇焱之与戴福葆,张宗宪多代表藏家如蔡辰男、陈启斌、张添根竞拍。凭借着多年积累的经验与过人的判断力,他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认可,尤其在清代官窑瓷器的鉴定与购藏方面,可谓几无敌手。
这段时间张宗宪常常穿梭香港、伦敦、纽约、东京等地,很多时间在飞机上云海间度过,自封“云海阁主”。推动国际拍卖行进驻香港20世纪70年代,香港艺术市场的业态仍然相当传统,以古董商与藏家的私人交易为主,有胆识到西方拍场闯荡,眼力又获得业界与学界肯定的古董商,实属凤毛麟角。
所以当拍卖界两大龙头——苏富比和佳士得先后进军香港时,都请来张宗宪铺路搭桥。
在1999年和2000年,香港佳士得举办两次张宗宪瓷器专场,成交金额达上亿港元,其中雍正青花五蝠九桃纹橄榄瓶以1104.5万港元成交,曾创下清代青花瓷器最高价。
朱汤生在《苏富比二十年》一书中这样说道:“因为有他(张宗宪)的鼎力协助,香港才能发展成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。”
20世纪90年代以后,张宗宪渐少为他人竞标,开始以收藏家身份驰骋拍场,成为大名鼎鼎的“No.1先生”。他在国际拍卖会上屡创佳绩,其影响力远远超出收藏本身,成为一位令国际拍卖行无法忽视的“中国买家”。
1993年,上海朵云轩首拍,张宗宪举着1号牌,以12.65万港元投得1号拍品丰子恺《一轮红日东方涌》,泰斗级鉴定专家谢稚柳落槌,一举创下当时丰子恺画作的最高价纪录。
1994年,中国嘉德举办了首场拍卖会,1号拍品吴熙曾《渔乐图》以底价7000元人民币起拍,张宗宪举起1号牌对全场说:
气氛顿时活跃起来,张宗宪最终加到88000元人民币。张宗宪当然知道这个价格已大幅超越市场价,甚至够买一幅比较好的齐白石作品了,但他就是要身体力行,为尚处起步阶段的中国拍卖市场注入信心,激发人们对拍卖的兴趣。
张宗宪的拍场哲学是“看得懂、买得到、捂得住、卖得掉”,这四个要点既是他多年经验的总结,也成为后来者学习的法则。除了不容退让的真伪,他也重视藏品的市场潜力,注重长期持有的收益,对每一件藏品都抱以严谨的态度。即使已是业内公认的前辈,张宗宪每次去拍卖会,面对喜欢的拍品,依然非常认真地进行研究,从未停止学习。
经他递藏的明清官窑瓷器,在拍卖会上屡创价格传奇,由此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收藏风尚。张宗宪涉猎广泛,除了尤其钟爱的明清官窑,还包括近现代书画、佛教造像以及掐丝珐琅器等。
他尤其钟爱明清官窑,其中最著名的藏品是“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”。
这件藏品是张宗宪1985年于香港苏富比以110万港元竞得,2006年再入香港佳士得拍场,以1.51亿港元成交,除打破当时珐琅彩瓷器及清朝瓷器拍卖的世界纪录外,更创下亚洲艺术品拍卖成交最高纪录。由此可见张宗宪的鉴赏眼光深远,他的底气来自长年积累的经验、审美与知识。
不仅体现了收藏家的社会责任感,也为更多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机会。2020年,张宗宪成立“张宗宪教育及艺术慈善基金”。
2024年4月,上海博物馆举办专题特展“金琅华灿:张宗宪捐赠掐丝珐琅器展”,不仅展示了张宗宪身为收藏家的慧眼,更呈现了他对中国艺术史的理解。
张宗宪的一生是与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共同成长的过程,也是仅限于那个特殊时代、无法被复制的传奇。
他的离世,仿佛古玩界过去的风雨、起伏,以及所有神奇秘密皆随之消散,不仅标志着一金年会个时代的结束,也让人们重新审视中国拍卖行业的发展过程。张宗宪晚年依然活跃于拍场,奔赴所有他看中的拍品。他说:“直到最后一天到来前,我还是要工作,要收藏。”
“只要是我喜欢的东西,也确实值得收藏的,如果我买得起就一定要得到手,就算我现在是一百五十岁,我也要得到手。”